（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涛）

　　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和普及应用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家《“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将“坚持创新驱动”作为五大发展原则的首位，明确打造国家生物技术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突破生物经济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未来五年和更长一个时间，在《“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牵引下，我国生物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将持续壮大，有力支撑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物经济由大转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生命健康领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最有望实现革命性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据统计，在《科学》杂志创刊125周年时公布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中，52%属于生命科学领域。生命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生物大分子和基因的研究进入精准调控阶段，从认识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设计生命。近年来，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围绕基因组学、脑与认知科学、合成生物学、精准医疗、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生物育种、生物质能源、生物安全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主要国家政府和各大生物医药企业都加大了在生物安全、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客观上推动生物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期。

　　我国也将生物经济相关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作为战略重点，推动生物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生物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生物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形成研发、制造与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第二大药品和医疗器械消费市场、重要的药品研发服务贸易出口国。生物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研发投入和专利论文数量大幅增长，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集聚效应显现，各类研发要素和制造环节加速集聚，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生物产业基地，成为区域经济重要的增长极。

　　但也要看到，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的长期持续投入不足，创新力量布局重复分散，尚未培育形成起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机构和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以及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生命健康的更高要求，各国围绕生物经济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只有成功把握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加快解决制约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更好掌握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原创方法，才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我国生物经济加快实现由大转强和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突破生物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制约、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科技创新工作放在“十四五”各项重点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提出的4个方面重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去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定位、应发挥的作用等提出明确要求。

　　生物经济能否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关键在于能否强化该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建设，并充分发挥好这些机构的骨干引领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无不是通过大力支持和发展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立完善支撑生物科技发展的一流科技设施和创新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和完善的产业链，打造高水平生物产业集群等举措，提升本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这是因为，各国都充分认识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往往具有多学科、建制化优势和体系化能力，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引领带动能力，能够有效集聚整合各方面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实现产业化。在新冠肺炎疫情科技攻关过程中，很好体现了围绕国家使命、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支持开展协同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也充分体现了战略科技力量在集聚整合相关科研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的引领作用。

　　三、持续做好生物经济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十四五”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总体部署，落实《“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明确的各项重点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生物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强化生物经济相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优化布局和能力建设。四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具特点和优势，要充分发挥各类创新主体的骨干引领作用，并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与广大中小企业、科技金融机构等其他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才能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要围绕生物经济发展需求，高标准推进生物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加快推进该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瞄准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急需，加快产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强化不同学科间交叉融合，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为解决生物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学科基础与人才支撑。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和高水平产业创新平台，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科技计划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支持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任务，打造和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

　　二是坚持“四个面向”强化生物经济领域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瞄准产业变革方向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聚焦生命健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药物和疫苗、先进诊疗技术、精准医学、医疗器械、生物育种等方向，组织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攻关，加快突破制约生物经济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顺应新科技革命和科研范式转型趋势，强化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材料技术、先进制造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融合创新。适度超前布局完善生命健康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推进转化医学研究设施、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设施等设施建设，加强已有设施开放共享。完善生物科技资源库、生物样本库、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和生物大数据中心等科研条件平台，以及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和转化应用平台建设，加强生命科学领域高端科研仪器设备和高端试剂等研发，提升对高水平创新活动的支撑保障能力。

　　三是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结合生物领域创新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等特点，积极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完善生命健康领域人才评价机制，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促进科研成果加快转化。大力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依托新型研发机构探索更加灵活的科研管理和组织机制，推动研究与临床、研究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创新资源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自由有序流动。深入推进药品临床审评、上市审批和临床试验管理、医保等制约生物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更加包容审慎的适应性监管体系。

　　四是优化生物经济相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区域布局。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区域布局，发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强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形成引领生物经济发展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和科技攻关主阵地，打造世界级生物产业创新高地。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生物产业基地等区域性创新高地建设，聚焦医药健康、现代农业、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形成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聚区。